题记：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新经济学家智库-太学”特别专场暨北大国发院公开课第一期的演讲内容整理。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被提出，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存在结构性差异，而这种差异有内生性。将这一视角引入经济学研究后，引发了对当前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结构性革命。

既然已有发展经济学，为何仍需提出新的发展经济学？新的发展经济学，即我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其核心内涵是什么？理论旨在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能否更有效地助力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否解释过往发展中国家为何普遍发展失利，仅少数国家取得成功？为何当前主流经济学需要一场结构性革命？最后，我将进行简要总结。

对主流发展经济学的反思

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理论的目的都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解释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再根据这种认识做出正确决策，从而更好地改造世界。如果某一理论无法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或是虽能看似合理地解释现象，但依据其指导所采取的行动却无法取得预期成效，那么我们就应该反思该理论，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然后提出新的理论。

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局限与实践困境

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彼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由本国自主主导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力图追赶发达国家。为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发展目标，主流经济学中应运而生了一个子学科——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代理论，现在一般被称为结构主义。核心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若要追赶上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就必须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当；而要实现收入水平持平，就必须达到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生产力水平。这一逻辑在当时颇具说服力。

当时人们观察到，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原因在于其拥有现代化、大规模、技术先进且资本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是因为其产业以传统农业和简单加工业为主。基于此，若要追赶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发展中国家就应发展现代化、大规模、先进的制造业。

然而当时在发展中国家，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发展此类先进制造业，因为现代化、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需要大规模投资，而投资的前提是资本，资本则来源于储蓄。但当时观察到，发展中国家一般家庭的储蓄意愿普遍很低，往往收支相抵。

从现代经济学角度而言，提高利率就会提升储蓄意愿。但当时在发展中国家，即便提高利率，普通家庭仍不愿储蓄。人们据此推断，发展中国家民众之所以对市场价格缺乏反应，是由于传统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当时将这些因素视为一种结构性障碍，这一理论也因此被称为结构主义。

既然市场失灵，无法有效动员资源来增加储蓄、积累资本，以投资于现代化制造业，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当时宏观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强调发挥政府作用来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推动现代化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这一理论似乎对问题的诊断很清晰，开出的“药方”也很明确。二战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等地区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了这一政策，以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在发展中国家未进行政府干预之前，现代化产品多依赖进口，机器设备与工业制造品均从国外购入。而在政府干预下，各国开始自主投资生产这类产品，因此这一战略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

在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借助政府对资源的动员，普遍实现了为期5年甚至10年的投资拉动型快速经济增长。但当这些现代化制造业建立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其效率极为低下，如同“白象”一般，看似规模庞大，实则效率低下、运转迟缓。由于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增速放缓，而发展中国家人口持续增长，就业需求不断扩大。进口替代战略导致经济发展慢，无法创造足够就业岗位，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结构主义指导下，不仅未能追上发达国家，反而因各类危机与社会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

由此可见，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在认识世界方面虽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依据其政策主张采取行动后，实际结果却事与愿违，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刻反思。

第二代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缺陷与“迷失的二十年”

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发达国家则在60年代、70年代出现滞涨，盛行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并解决这个现象，主流学界的反思促使主张市场作用的理性预期学派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认为政府的功能应该限制在维护法治、社会稳定、国防安全和提供教育等，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结构主义的政府干预导致的经济危机为主张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私有产权的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经验和理论依据。

从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后的工业化、现代化效率那么低，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时的看法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战略下，由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资源也不是由市场配置，并依靠有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来发展现代化产业；发达国家的价格则由市场决定，资源由市场配置，产业由私有企业经营，于是20世纪70年代在发达国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成了第二代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失灵，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想要发展好，就必须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市场制度，主张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一次到位建立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

这些解释在当时极具说服力，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了华盛顿共识，由在国际发展机构来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进程。因此，1980年代到2000年后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基本上遵循了当时主流的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然而，实践表明，无论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拉丁美洲、非洲国家，按照这一理论指导采取行动后，普遍出现了经济崩溃、增长停滞、危机频发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2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低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结构主义时期，且危机发生频率更高。因此，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20年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自二战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深陷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与理论探索

但与此同时，少数几个发展中经济体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大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部分甚至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些成功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尤以“亚洲四小龙”最为典型。

自20世纪50年代起，亚洲四小龙便开启了高速经济增长。研究者发现，这些东亚成功经济体并未遵循20世纪50至70年代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发展中国家应发展与发达国家同类的先进现代制造业以实现赶超，但亚洲“四小龙”却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制造业起步。

当时主流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制造业生产力水平极高，发展中国家若从传统、落后的小规模制造业起步推进工业化，根本无法实现赶超，因此将其视为错误路径。此外，当时主流战略为进口替代，而亚洲四小龙采取出口导向模式，也被当时主流理论视为不正确。但恰恰是这些经济体，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最终赶上了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20世纪8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一次性建立现代化市场制度所需的全部安排，即“休克疗法”。但当时的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在转型过程中并未按照主流理论要求，一次性完成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与自由化等制度安排，而是普遍推行了渐进式、双轨制的转型模式——既保留了政府的部分干预，又放开了市场对部分资源的配置，让政府与市场“两只手”都发挥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这种双轨制转型模式会导致比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更糟糕的结果。当时的逻辑是，若市场与政府同时参与资源配置，将形成双重价格体系——政府定价偏低，市场定价偏高，这必然引发寻租与腐败行为，进一步加剧资源错配。因此，当时的主流认知是，向市场经济转型若要成功，必须一次性建立市场所需的全部制度。中国在改革中推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政策，允许政府与市场同时参与资源配置，在当时也被视为比计划经济更为糟糕的制度安排。

但经过三四十年的实践反思，大家发现，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中，恰恰是那些当时被认为采取了“错误”转型政策的国家，实现了经济的稳定与快速发展。

这些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如亚洲“四小龙”），或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如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府的作用都特别大。因此，这些成功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既带有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影子，也蕴含第二代发展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元素，但又并非完全照搬其中任何一种理论的政策主张。

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但实践却表明，，遵循主流理论政策建议的国家大多发展失利；而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其发展路径按照当时主流理论来看却被认为是“错误”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有必要深入反思：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推进发展还是实现转型，其成功的道理究竟是什么？这正是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原因。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核心内涵

回归亚当·斯密的分析范式

当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强调应回归亚当·斯密。但我所说的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回归亚当·斯密”有着本质区别。

一般所谓“回归亚当·斯密”，是指回归《国富论》所讲的“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应让市场配置资源”“分工至关重要，需构建支持分工的宪政体制”等结论。而我所倡导的“回归亚当·斯密”，并非回归其结论，而是回归其提出这些论断的研究方法。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要研究的是，为什么17、18世纪英国及部分欧洲国家能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得更快？他通过深入探究其发展背后的本质与原因，提出了相关理论观点。因此，我强调的是回归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

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其实就体现在《国富论》的标题全称中——《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通过研究17、18世纪欧洲快速发展国家财富增长的本质、原因与决定因素，得出了“看不见的手主导分工”“宪政体制至关重要”等观点。

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核心在于“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条件存在差异。事实上，亚当·斯密之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新理论的出现，基本上都是沿用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在其理论框架内简单添砖加瓦或机械应用，是运用他探究问题本质与决定因素的研究方法去开展新的研究。

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同样是回归问题的本质与根本决定因素，而非基于某一学者或某一学派的既有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结构变迁驱动的生产力提升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如何赶上发达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全球基本都处于农业经济阶段，人类普遍深陷贫困陷阱。人们依赖农业生产，生活水平低下，人均预期寿命仅约35岁；若社会稳定、人口增长，便会出现饥荒与战争；饥荒与战争使人口减少，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才再次增加；之后人口再次增长，形成恶性循环，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这一局面才被打破。工业革命始于英国，随后蔓延至西欧各国，这些国家由此开启了经济快速增长的进程。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18世纪之前，西欧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05%，人均GDP翻一番需要1400年；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增长率从0.05%提升至1%，增长了20倍。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以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相继爆发，之后又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工业化先行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进一步提升至2%，人均GDP翻一番所需时间从1400年大幅缩短至70年，再到35年。这是现代化增长的显著特征。

现代化增长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开始于西欧国家，随后西欧的殖民地国家也逐步跟进。但世界其他国家未能及时跟上这一发展潮流，导致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历史事实。

总体而言，从传统社会的增长模式向现代化增长模式的转变，其核心表现是工业化先行国家实现了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各类制度安排也相应地不断完善。事实上，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正是结构变迁带来的生产力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

为深入理解这一现象，我以强调物质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采用新古典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探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与决定因素。具体而言，就是研究18世纪以后，伴随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其决定因素及影响。这与亚当·斯密所倡导的探究现象本质与决定因素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

新结构经济学的命名逻辑与核心理论假说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惯例，由于我主要研究结构及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与影响，本应将这一理论命名为“结构经济学”。正如现代经济学中，研究农业的分支称为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的分支称为金融经济学，那么我研究结构与结构变迁的理论自然应叫结构经济学。但由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被称为结构主义，为与之区分，我将其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

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盛行。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便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冠以“新”字，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诺斯（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与制度变迁。从命名逻辑而言，他提出的理论本应称为“制度经济学”，但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曾出现过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制度学派”，为加以区分，诺斯便将自己的学说命名为“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新”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新”具有相同含义，均是为了区分于此前名称相似的学说。

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内涵可简要概括为：一个经济体在特定时点的生产力水平，由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的产业及产业所用的技术决定。

我们将产业及产业所用技术称为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在每个时点上给定，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且其变化由具有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来决定。不同的生产结构对应不同的产业与技术，其规模特性、风险特性与市场交易特性都不同，因此需要与之适配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因为生产结构决定生产力水平，而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会影响交易费用，生产力蕴含于生产结构之中，只有当交易费用足够低时，生产力才能释放出来。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核心假说。

这一假说背后的逻辑是：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都拥有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具有物质属性，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组成元素——无论何种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资本、劳动与土地的支撑。

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一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资本、劳动、土地，这些共同构成了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上的总预算约束，因为各类活动都需要土地、劳动与资本。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本、劳动与土地决定了其可开展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范围。同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资本、劳动、土地的相对稀缺性各不相同，这种相对稀缺性会决定各类要素的相对价格。同样的生产活动，即使其需要的资本、劳动与土地相同，但在不同发展程度、不同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由于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其相对价格也会不同。

理解这些相对价格的重要性在于，要素禀赋及其相对稀缺性会对社会生产活动的构成产生决定性作用。若某生产活动对土地需求较大，而对资本需求较少，那么土地资源丰富但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便会承担此类产品的生产，该生产活动的要素价格也会相应较低。若某些生产活动对资本需求较大，而对土地和劳动力需求较少，那么在资本高度充裕的国家，资本的相对价格会较为低廉，同样，此类生产活动在这些国家的成本也会较低。

这意味着，各类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会决定一个国家在特定生产活动中的比较优势水平。该国能够拥有的相对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决定了该国的潜在比较优势。

之所以称为“潜在”比较优势，是因为市场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由要素生产成本与交易费用共同决定，而交易费用又取决于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哪些生产活动由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也即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要将这种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实在的比较优势，必须具备合适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实现总成本最低。

合适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本质上内生于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生产结构。只有当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生产结构的特性相适应时，总成本才能降至最低，潜在比较优势才能转化为实在比较优势。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逻辑。

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基石：企业自生能力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企业自生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微观概念。

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概念——企业自生能力。产业的发展依托于企业，若企业所涉足的产业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则该企业能够实现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同时，若该国具备与该产业相适配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有最低的总成本。而当企业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都有最低的总成本，就自然具备了竞争力，无需政府保护补贴，只要良好的经营管理便能持续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企业便具有自生能力。

反之，若企业所在的产业违反了本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其要素生产成本必然较高；若缺乏适配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中均缺乏竞争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维持生存，此类企业便不具备自生能力。

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中，企业自生能力是微观分析的基础，是一个标志性的关键概念。

要素禀赋结构主导的经济发展路径

我们研究发展问题，目标是实现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必须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前提；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依赖于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且产业升级需向资本更为密集、技术更为先进的生产结构演进。唯有如此，经济才能持续发展。

但由于生产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从劳动力密集、土地密集的低生产力水平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生产力水平产业，其前提是要素禀赋结构的转变——即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变为资本相对丰富，从劳动力与土地相对丰富，经过资本的积累而转变为劳动力与土地相对短缺。如果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实现了这样的转变，潜在比较优势就会随之变化，生产力水平就有可能提高。

而要将潜在的生产力水平释放出来，就必须将比较优势从潜在转为实在。这就要求，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需不断完善，以适配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新生产结构。只有这样，经济才能不断发展、结构不断变迁、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最终实现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

根据以上分析逻辑可以发现，提升收入水平的路径是：收入水平提升的关键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的协同演进；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最具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也就是要实现从资本相对短缺向资本相对丰富的转变。而实现资本相对丰富的最好方式，是根据特定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与技术，并构建适配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

若能遵循这一路径，经济就会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因为其总成本最低，能够占据最大的国内与国际市场份额，创造最多的剩余；并且，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进行投资，资本回报率会最高，储蓄意愿也就会最高，资本积累速度就会最快；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将进一步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资本深化、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产业升级的提速，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

这个过程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所以，要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必须依靠自主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其技术创新除了自主发明之外，还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实现，这便是“后来者优势”。

若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其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将远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将更快，从而有机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实现赶超。

我们知道，企业家追求利润，不关心是否符合比较优势。那么，如何让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自发地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依据每个时点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与技术”相契合？这需要构建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

这套制度安排的核心，是让要素相对价格能够准确反映特定时点的要素相对稀缺性。具体而言：若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与土地相对充裕，则资本价格应相对高昂，劳动力与土地价格应相对低廉；若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与土地相对短缺，则劳动力与土地价格应相对高昂，资本价格应相对低廉。

如何形成这样的价格体系？就目前的认知而言（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改变这一格局尚不确定），唯一能够提供准确要素价格信号的，是充分竞争的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各种要素的价格，才能让要素价格充分反映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中的相对稀缺性。在这样的价格信号引导下，企业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自然会依据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与技术：在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企业家会倾向于进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本和技术，这正是契合潜在比较优势的选择；当资本不断积累后，资本变得相对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短缺时，劳动力工资会不断上涨，资本价格会相对下降，企业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选择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不断用机器换人，采用资本越来越密集的技术，这同样是符合比较优势的选择。因此，一个有效的市场是实现这一逻辑的关键。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我们所探讨的并非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动态的结构变迁。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原有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能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新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会不断涌现。

新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能否转化为实在比较优势，首先需要有先行企业家愿意冒着风险进入这些资本密集度更高的新产业，采用更先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先行企业家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若失败，他们将承担全部损失，但会为其他企业家提供“该产业或技术不适合本国”的宝贵经验，帮助后来者规避类似风险；若成功，后续企业家会纷纷跟进，引发产业内的竞争，市场竞争会使先行企业家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因此，无论成功与否，先行企业家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这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但先行企业家却需独自承担失败的全部成本，成功后也无法获得更大的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先行企业家给予必要的激励与补偿，以鼓励其承担风险、探索新产业。这必须由政府来做。

此外，先行企业家的成功与否，除了自身判断能力外，还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而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的完善需要政府来协调，部分还需政府直接提供。市场常会出现失灵现象，因此需要“有为政府”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来因势利导：一方面鼓励企业家进入新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帮助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从潜在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让企业在市场上有竞争力。

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作用的原因。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它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发展中国家发展成败分析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处方”

2008年，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增长报告》。该报告是世界银行发起的一个专项研究项目，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与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牵头，由20多位熟悉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且参与本国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型经济学家组成增长委员会。

该增长委员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二战后全球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表现尤为突出的13个经济体。它们均实现了年均7%及以上、持续25年及以上的经济增长。

前文提及，从19世纪中叶至今，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约为2%，加上1%左右的人口增长率，发达国家100多年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3%。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如果能以7%或以上的速度增长，意味着其增速是发达国家的两倍甚至更高，若能持续25年及以上保持这一增速，该经济体将能够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研究发现，这13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具有5个共同特征：

第一，基本上都是开放型经济；

第二，宏观经济相对稳定；

第三，有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

第四，拥有有效的市场（有些原本就是市场经济，有些如中国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第五，都有积极有为的政府，政府对经济有较多干预。

《增长报告》于2008年发布后，发展中国家备受鼓舞，认为终于找到了经济成功的秘诀，因此经常邀请增长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宾塞去演讲，并给政府提供政策咨询。

但是，当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问迈克尔·斯宾塞：根据《增长报告》总结的5个特征，我们应如何制定具体的发展政策？迈克尔·斯宾塞的回应是，这5个特征是经济发展成功的ingredients（要素），是“药材”，而非“处方”。

正如治病需有处方而非仅靠药材——相同的药材在不同状况下，或剂量不同时，可能是补药，也可能成为毒药。因此，缺乏具体处方的《增长报告》，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的实际价值十分有限。

成功有没有处方？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新结构经济学开出的处方是：一个经济体应按照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适宜的产业与技术。

遵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有两个制度前提：一是存在有效的市场，能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二是存在有为政府，以帮助企业家克服市场失灵。这正是《增长报告》中总结的第四个与第五个特征。

而《增长报告》中提到的另外三个特征，实际上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自然结果：

特征一是开放型经济：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体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会形成较强竞争力，能够大量出口；而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会减少生产甚至不生产，转而进口。因此，开放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反之，若违反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体只能被迫自主发展各类产业，进口减少，同时由于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投入到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难以发展，出口也会受限。

特征二是宏观经济稳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自发产生的经济危机较少；同时，出口增加会带来充足的外汇储备，政府财政税收状况良好。当面临外部冲击（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政府具备更强的逆周期调节能力，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持经济稳定。反之，违背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缺乏竞争力，易引发各类自发危机；且出口有限、外汇储备不足、政府财政实力薄弱，面对外部冲击时调节能力不足，经济更易陷入动荡。因此，宏观稳定也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特征三是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具有竞争力，能够创造更多经济剩余，储蓄率随之提高；同时，这些产业的资本回报率较高，会激发更强的投资意愿，从而形成高投资率。反之，违背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剩余有限，储蓄能力不足，且投资回报率低，投资意愿也会受到抑制。

由此可见，《增长报告》总结的发展中经济体成功的五个特征中，两个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三个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不仅能够解释经济成功发展的现象，更明确了成功的处方。

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误区

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观察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差异——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源于其拥有现代化制造业；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因为其产业以传统农业和简单加工业为主。但结构主义的误区在于，它未能认识到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

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应直接发展与发达国家同类的现代化制造业，但发达国家的这类产业是契合其资本相对充裕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发展这类产业违背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导致相关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当时发展中国家不愿储蓄，不愿投资资本密集产业，并非如结构主义所认为的“市场失灵”或“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导致对价格信号无反应”，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家庭经济剩余极少，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即便提高利率，也缺乏储蓄能力；并且，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制造业成本过高、无利可图，企业也缺乏投资意愿。因此，当时所谓的“市场失灵”，实则是要素禀赋结构约束下的必然结果。

在进口替代战略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产业，其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无投资能力也无投资意愿。为推动这类产业发展，政府不得不提供持续的保护与补贴。这些被称为“幼稚产业”的部门，始终无法独立成长，长期依赖政府扶持。而政府的保护与补贴又会导致资源错配，同时，这些企业为获取更多保护与补贴，会积极寻租，甚至贿赂政府官员，引发腐败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资源错配与寻租腐败现象，本质上是不顾本国要素禀赋基础、盲目推行赶超战略的结果。

为什么少数东亚经济体成功，而华盛顿共识失败？

少数东亚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核心原因在于它们选择了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这类产业在发达国家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品生产成本低于发达国家。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这些国家完善了适配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很强的竞争力，能够成功出口到发达国家并占据市场份额。

并且，由于符合比较优势，这些产业能够创造大量经济剩余，资本回报率高，资本积累速度加快。随着资本的持续积累，要素禀赋结构逐渐向资本相对充裕转变，这些经济体得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所以发展速度远超发达国家。最终，其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逐渐向发达国家趋近，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这正是少数东亚经济体成功的原因。

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失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华盛顿共识仅看到了转型国家政府干预与扭曲的表象，却未能认识到这些干预与扭曲的内生性——在进口替代战略或重工业赶超战略下，转型国家发展的产业违背了自身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的保护、补贴与各类干预扭曲，本质上是为了维持这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与相关产业存续而做出的必要安排。

若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全面取消干预和扭曲，原本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将因缺乏竞争力而破产，引发大规模失业；对于电力、电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即便想通过私有化来取消扭曲，由于其缺乏自生能力，政府仍需提供保护与补贴；对于关系国防安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即便违反比较优势，国家仍需保留，私有化后政府仍需持续扶持。更严重的是，这类企业在私有化后会以其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更积极地向政府寻求保护与补贴，寻租与腐败行为将愈发严重；电力、电信等具有规模经济特性的产业，可能会形成寡头垄断（如苏联、东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这些垄断势力甚至会干预政治，进一步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这是“休克疗法”失败的核心原因之一。

第二，新自由主义（即华盛顿共识）主张有限政府，认为政府除了承担教育、国防、安全、法律、社会秩序维护等基本职能外，不应干预经济活动，尤其反对政府针对特定产业提供支持，即反对产业政策。但反对产业政策会导致双重问题：一方面，原有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能破产，或仍需政府提供少量保护与补贴，难以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新的契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缺乏政府的因势利导——如对先行企业家的激励、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的完善——而难以发展起来。因此，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普遍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便丧失了工业发展动力，经济表现自然持续恶化。

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与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契合性

中国推行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取得了更好的发展成效，其核心逻辑在于：

“老人老办法”：对于原本资本密集、违背比较优势但关系国计民生或国防安全的产业，政府继续提供保护补贴。这样就维护了经济与社会稳定；

“新人新办法”：对于新的契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取消了以往的准入限制，通过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方式，在局部区域内完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使这些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快速转化为实在比较优势，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了经济的稳定与快速增长。

随着契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原本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转变为契合比较优势，企业具备了自生能力，政府便可以逐步取消相关保护补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正是基于改革开放后40年的资本快速积累，原本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已转变为契合比较优势，不再需要政府特殊扶持，因此自然就可以取消原来的政府干预和价格扭曲，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当然，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结构升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仍会出现新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仍需继续发挥有为作用。

这正是为何曾被主流理论视为“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双轨制安排，最终被证明是更有效的转型路径的原因。

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突破

主流经济学的“暗含结构”困境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将这一原理应用于人类历史发展研究，便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二者的关系中，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基础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而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由什么决定”这一问题，并未给出明确解释。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后，相关研究才逐步展开。事实上，生产力水平由经济体的生产结构决定：若产业以传统农业或简单加工业为主，生产力水平较低；若产业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为主，生产力水平较高。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下，仅能维持基本生存，一旦失业便无法保障生活；而资本家（或企业主、地主）拥有财富积累，不存在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劳资谈判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为维持生存不得不接受较低工资，资本家则能够凭借优势地位压低劳动者工资，攫取更多剩余价值。

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工资水平逐步上升，劳动者开始拥有储蓄，即便短期失业也能维持基本生活；而资本家若不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资本便无法实现增值。此时，劳资谈判的地位发生逆转，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下降，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与待遇也随之改善。

由此可见，生产结构决定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生产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将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结合来探讨传统命题的研究路径。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类理论源于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是为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而存在。这些理论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前提，认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未能认识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结构上存在本质差异。

由于将发达国家的结构视为唯一的“标准结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往往具有局限性：例如，宏观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采用“单部门模型”（one-sector model），假设经济体中仅存在一个部门，甚至仅有一种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依照这样的理论模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仅存在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有些理论虽涉及结构（如贸易理论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划分），但都假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仅在量上有多少之差。但现实情况是，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发达国家没有的产业，反之亦然。

由此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前提，其理论模型可能是一维或二维的，但均假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一致，这与现实存在显著偏差。

新结构经济学的“三维”革命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生产结构（即产业及产业所用技术）随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其基础设施与制度结构也需与其生产结构相适配。换言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基础设施结构与上层建筑结构也是不同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将现有教科书中以发达国家结构为暗含结构的一维或二维经济理论，拓展为考虑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差异的三维理论。

从这种三维理论视角来看，“发展”是指经济体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生产结构，及其适配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向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生产结构，及其适配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演进的过程；

“转型”是指经济体从存在扭曲的结构，向无扭曲的结构调整的过程。例如，当资本变得充裕时，生产结构应向资本密集型演进，若生产结构未能实现这一转变，便存在结构扭曲；又如，生产结构已随要素禀赋结构实现资本深化，但如果制度结构未根据新生产结构的需求进行完善，就会形成制度扭曲。这种扭曲可能源于结构变迁过程中决策与克服市场失灵的时间差，也可能源于“好心办坏事”的政策（如在资本短缺阶段强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转型与当下主流转型模式的最大差异是：当前主流的转型路径基本是向发达国家的结构靠拢，产业结构和制度都要转变为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模式；而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转型是转向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制度结构等。

此外，由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存在差异，所以其产业的规模经济特性、风险特征与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而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达到规模经济、如何解决市场失灵。因此，经济运行也有结构特性，不同国家既有共性，也会有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特殊性。例如，创新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共性需求，但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世界前沿，创新等同于自主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多处于追赶阶段，创新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

新结构经济学对经济学各领域的新见解

基于这一逻辑，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都可以获得新的理论见解。以下从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财政理论与周期理论为例进行说明：

在货币理论方面，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中性”——即长期来看，货币增发仅会引发通货膨胀，无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的根源在于其模型中未考虑结构变迁，假定产业结构与生产力水平固定不变。在生产力水平给定的情况下，货币增发无法提高生产力，自然只会导致物价上涨。凯恩斯主义虽认为短期物价具有粘性，货币增发可能带来短期经济增长，但长期仍坚持货币的“超级中性”，即货币政策无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持续变迁、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依靠技术不断创新与产业不断升级，而这两者均离不开投资，投资决策又受利率影响。如果货币环境相对宽松，利率水平较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投资将增加，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速度会加快，此时货币便不再是中性的。若货币增长速度与生产力水平提升速度相当，货币增发将推动经济增长，且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若货币增长速度超过生产力水平提升速度，则会同时出现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率会低于单纯的货币增发速度。

中国改革开放后到2024年，以M0、M1、M2衡量的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率都为15%，远高于弗里德曼等主流货币理论所主张的3%，但中国40多年来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不到4个百分点，同时人均经济增长率约9%。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处于快速结构变迁阶段，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若货币供应量增长不足，反而可能引发通货紧缩，推高投资成本，抑制增长潜力。

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约为2%，这也代表生产力水平提升速度，加上1%左右的人口增长率，所以3%的货币增长率基本匹配其经济发展需求；而发展中国家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货币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且货币增长应优先支持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这一过程中，创新者获得更低利率补贴，所以存在财富再分配效应。

在财政政策方面，主流理论的核心是“李嘉图等价”，认为财政政策无法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反对积极财政政策。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是结构变迁的过程，而结构变迁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完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若政府的财政政策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完善，将加速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尤其在经济萧条时期，推行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更为适宜：一方面，经济萧条时政府需维持经济稳定，主流理论主张通过发放失业救济实现稳定，但基础设施投资既能创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救济支出，又能完善基础设施、消除经济增长瓶颈；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完善后带来的经济增长提速，将增加未来的财政税收，政府可通过未来的税收收入偿还当前基础设施投资所产生的债务，此时“李嘉图等价”并不成立。

主流理论之所以坚持“李嘉图等价”，是因为其模型未考虑结构变迁，假定生产力水平固定，仅关注给定生产力水平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而现实中经济发展是持续的结构变迁过程，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实质影响，前提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契合比较优势。

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具有内生性与不确定性，技术创新的突发涌现会带来大量投资机会，推动经济增长；而当投资饱和后，投资机会减少，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因此，该理论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归因于外生的、不可预期的技术创新冲击。

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积累，比较优势动态变化，新的潜在比较优势不断涌现，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丧失优势，新的比较优势会带来大量投资机会，引发投资潮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这种投资潮涌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是可预期的，而非外生的、不可预期的冲击。我在2007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一文，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应用与阐释。

此外，主流理论认为经济萧条时期会出现“流动性陷阱”，即货币增发无法促进投资。近年来发达国家便出现了这一现象：货币超级宽松但投资并未增加。核心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世界前沿，经济萧条时需求减少，现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而新产业的涌现依赖自主发明，难度大、周期长，因此即便货币宽松、利率很低，企业也不愿扩大投资，形成流动性陷阱。

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尽管部分产业可能存在产能过剩，但仍有大量产业升级空间——既可以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也可以在传统产业内部实现技术升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仍有较多投资机会，一般不会出现流动性陷阱。

综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差异，导致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特殊性。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金融、人力资本与预算软约束

除宏观经济学外，新结构经济学在金融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预算软约束等领域也能提供新的见解：

在金融经济学领域，主流金融学教材普遍倡导发展现代金融体系，如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但这类现代金融体系更适合发达国家，原因是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处于世界前沿，资本密集度高、风险大，现代金融体系能够适配其实体经济需求。

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实体经济的特性是不同的：例如，中国既有与发达国家同类的先进制造业，可借助风险投资、股票市场、大银行等现代金融工具提供支持；但中国民营经济中绝大多数产业是传统的、小规模的农业与制造业，现代金融工具难以满足其融资需求，而地区性中小银行更能适合其金融服务需求。因此，金融结构应与生产结构的特性相适应。

在资产定价方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资产定价应与投资所涉产业的比较优势相匹配：契合比较优势的投资项目，风险相对较小、回报率相对较高，资产价格应相对较高；违反比较优势的投资项目，回报率低、风险大，资产价格应相对较低。此外，即便同为契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新兴产业（市场空间广阔）的资产定价应高于传统衰退产业（虽当前仍契合比较优势，但未来将逐渐丧失优势）。例如，特斯拉当前的总市值约为1万多亿美元，而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传统燃油车企业的总市值合计仅1500亿美元，不足特斯拉的七分之一，这正是产业特性差异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人力资本积累必须与生产结构相适应。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产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相应提升——因为人力资本能够帮助企业应对不确定性、化解风险，同时适应快速的技术变迁与产业升级。在传统产业中，技术相对稳定，因此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说法；而在新兴产业中，技术迭代迅速，更需要具备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

若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升级不同步，过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将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如果没有相适应的产业升级，可能造成高人力资本者的人才外流。近年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大了教育投资，但由于未能涌现足够的新产业吸纳高学历人才，造成了社会摩擦加剧。因此，教育投资与生产结构的变化必须互相适应。

此外，教育投资有阶段性特征：年轻人学习成本低，且所学知识能够在更长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作用。因此，在快速发展的国家，应教育先行。这既能降低教育投资成本，又能提高教育投资回报率。

关于“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传统理论基于两部门模型，认为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据此，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人口红利已消失。我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制造业内部有产业阶梯，既有劳动力密集、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产业，也有资本密集、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产业。随着资本持续深化，劳动力从低回报的制造业向高回报的制造业转移，同样能够释放人口红利。

在预算软约束问题上，这一概念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首次提出。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根源在于企业的国有属性——企业亏损后政府必须提供补贴。基于这一观点，科尔奈主张通过私有化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

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核心原因并非国有属性，而是这些企业所在的产业是政府优先发展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有政策性负担，缺乏自生能力，政府不得不提供补贴以维持其生存。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对预算软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是：若预算软约束源于产权问题，私有化可能是有效的解决方案；但对于承担政策性负担、缺乏自生能力的产业，私有化不仅无法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反而会加剧寻租腐败，降低效率。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解决预算软约束的根本路径是消除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使产业契合比较优势，并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于部分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或未来发展的产业，若必须承担政策性负担，国有化可能是次优选择，但需加强监管——在提供必要补贴的同时，强化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督，这也是“反腐必须永远在路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开放战略、资本流动与资源诅咒

在开放战略、资本流动与资源诅咒等领域，新结构经济学也能提供独特的分析视角：

关于经济开放，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强调全面开放，但许多国家在开放后出现经济崩溃与过早去工业化，导致部分人对经济开放产生质疑。事实上，经济开放的效果取决于转型与开放的方式：只有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在无需保护补贴的情况下实现自主发展。

如果原有进口替代战略下建立的产业关系到就业、国防安全或经济正常运行，取消保护补贴可能导致这些产业崩溃，阻碍经济发展。因此，中国推行的渐进式双轨制转型是更为合理的选择——既维持了经济稳定，又推动了契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深化了工业化进程，避免了过早去工业化。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原本各国普遍对资本账户实行管制，197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许多国家放松资本账户管制，但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频率显著高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当时的金融自由化未区分实体资本与金融资产：如果外国直接投资能够进入实体经济，能够增加资本供给、带来先进技术与国际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外国资本具有强烈的投机性，一般不会进入实体经济。对于货币非国际硬通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允许金融资产自由流入流出，极易引发资本“大进大出”，加剧金融动荡。因此，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的观点也已发生转变，当前普遍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加强资本账户管理，而非完全放开资本流动。

经济学家卢卡斯发现，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资本回报率应更高，发达国家的资本应流向发展中国家；但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反而流向了发达国家。这称为“卢卡斯谜题”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一谜题的答案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政府干预与市场扭曲导致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下，既无法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国内通过寻租腐败积累的财富也因缺乏安全感而流向国外。与之相对，亚洲“四小龙”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由于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资本投资回报率较高，不仅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国内资本也倾向于留在国内进行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向，取决于其发展战略是否契合比较优势。

前文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制造业发展，但农业与矿产资源对发展中国家同样至关重要：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仍集中在农业领域，发展农业不仅能够有效消除贫困，还能创造经济剩余、积累资本，并为工业产品提供市场。农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多样化，其核心逻辑与制造业的发展逻辑一致。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应如何发展？自然资源是其比较优势，但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出现了“资源诅咒”现象。根源在于资源开发需要政府审批，容易引发寻租腐败，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加剧贫富不均，大多数人无法从资源开发中受益，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

但“资源诅咒”并非不可避免：若能加强对资源的管理，将资源收益纳入国家财政，并用于支持非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如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教育投资、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等），资源丰富将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结   语

总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被提出，将结构的异质性与内生性引入现代经济学分析，引发了一场现代经济学的结构性革命。这一革命涉及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前文仅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为例进行了阐释，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任何一个分支领域，其现有理论均源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前提。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结构，因此每个子领域都存在进行结构性革命的空间，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更为重要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知成一体”——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始终强调的重点。（来源：北大国发院/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编辑：电源产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