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快照”、“源代码”、“编程”、“管控系统”、“注销系统”……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庭审现场，经常会涉及大量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法官也时常感到一头雾水：“当事人说的每一句每一个字我都听清楚了，但就是不能完全懂。我只能不断问这是什么意思？终于问得八九不离十、基本听懂了，我也彻底晕了———双方讲得似乎都挺有道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负责人仪军说，这种尴尬，随着技术调查官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得到消解。技术调查官究竟是个什么“官”？他们在审判团队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记者对仪军进行了独家专访。

2016年年初，仪军在审理一起专利权案时，遇到了挑战。

A公司生产一款存取款机，并就“存款纸币和/或取款纸币的纸币存取装置”成功申请了发明专利，随后该公司以侵权为由将B公司诉至法院。而B公司又提起诉讼请求对A公司的专利权宣告无效，北京知产法院受理了这起此案。

“别看平时我们经常使用存取款机，但是机器里面怎么运转还真不知道。”看着一摞厚厚的证据材料和复杂的工业图纸，学法律出身的仪军陷入到了困境之中。

而且存取款机有自身的发展历程，设备从最开始只能取钱，不能辨别钱的真伪、破损情况，逐渐发展至可以存款、并识别外币，判断面值大小、有无破损、折叠等情况。对于这些，仪军更是门外汉。

这一切难不倒仪军，他决定请“技术大咖”——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的副研究员雒晓明“出马”，雒晓明具备该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当时在北京产权法院交流，担任技术调查官。

雒晓明看完资料，将极其复杂的技术性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仪军一一解释。

每个专业术语是什么意思，存取款的路径是什么？临时储存机构又是怎么回事儿，B公司认为专利权无效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A公司又是怎么回复的？就这样，仪军可能自己研究三天也未必能搞明白的技术难题，雒晓明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讲的一清二楚。

“翻译”完了技术难题，雒晓明又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提供建议，和仪军一起总结归纳了该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6大焦点问题。仪军在庭审前将6个焦点问题告知原被告双方，表示双方可以补充完善，并就焦点问题在庭前进行认真准备。

开庭时，原被告双方直接针对6个焦点问题，进行充分的交锋、辩论，激烈的质证。仪军还在雒晓明的协助下，就案件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询问，庭审顺利进行。

庭审结束后，雒晓明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庭审焦点，出具了一份《技术审查意见书》供合议庭参考。最终，仪军顺利审理此案并出具判决书，并在判决中进行了充分地说理、论述，让原被告对法官的审判专业态度心服口服。

据仪军介绍，2014年11月6日，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要求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正式设立。2015年10月22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正式成立，首批共任命了37名技术调查官。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自成立以来，受理了大量与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相关的技术类案件，涉及通信、医药、生化、材料、计算机等诸多高新技术领域，审理结果往往直接关系到企业、行业和产业的发展。而这类案件，最大的难点就在如何理解和查明技术事实，在认定了技术事实的基础上，再从法律的层面进行审理和裁判。”仪军说，在知识产权法院，多数法官都是法学出身、并不具备技术类学科背景，而知识产权案件中常见各种专利技术，有的还处于尖端前沿。

而有着专业技术背景出身的技术调查官，便承担起“技术翻译”的职责，用最浅显的方式来表述技术问题，帮助法官跨界理解这些专业技术和前沿问题。

“知产法院受理的案件，超过一半需要引入技术调查官。技术调查官除参与庭前质证、庭审、提交技术审查意见、案件评议等工作外，我们还尝试由技术调查官参与保全评估、证据保全实施、现场勘验等具体诉讼活动，使技术调查官全方位多角度参与技术事实查明活动，这些都给了法官极大的帮助。”仪军说。

技术调查官协助法官进行证据保全

仪军说，有一次，他的同事要对一个工业用锅炉进行保全，赶到后法官要求工厂将锅炉停下来。而这时工厂负责人却告诉他们：“对不起，锅炉只要停下来，每天损失1500万，这个损失谁来付？另外，即使停下来，冷却也需要7天时间。你们最快也要7天后才能勘验。”

法官无奈只得另想办法解决。“我们都不知道工厂的说法是否属实，要是技术调查官就好了，他可以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不至于白跑一趟。”仪军说，之后法官们在进行现场勘验或者保全时，通常会带上技术调查官，这样还可以边勘验、保全，边了解技术知识。

据仪军透露，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技术调查官分为交流、兼职、在编、聘用四种类型。目前总共有44名技术调查官，其中5名是交流的技术调查官，他们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派遣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行交流的审查员。

另有39人是兼职式的技术调查官，他们则采用一案一聘的形式，需要的时候参与案件的诉讼活动。兼职式的技术调查官来源广泛，包括相关专利审查部门，如审查协作中心等，也包括从事研发、教学一线的专业人员，还有来自企事业单位等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

“这44名技术调查官，他们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所涉猎的领域包括机械、化学、医药、材料、通信、电学等等，几乎覆盖了知产法院审理案件可能涉及的全部技术领域。”仪军说。

“技术咖”的引入，让审判质效大幅提升。据统计，2015年，北京知产法院全年审结技术类案件600多件，而2016年一年审结的技术类案件超过1400件。

今年45岁的仪军已经是有着22年党龄的老党员。仪军的父母都是老党员，有着强烈的爱国爱党情怀。“我从小就听他们讲共产党员的故事，对共产党员有一种崇拜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共产党员有了更深的认识。”仪军回忆说，他的母亲是统计学专业出身，后来组织对母亲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她需要放弃自己热爱的统计事业，然而母亲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因为她相信组织；他的父亲离休后，在机关大院里负责校外辅导工作，还请老教育家为孩子们讲红色经典故事，这一坚持就是10余年，直到身体行动不便。

从小受父母的耳濡目染，1994年1月18日，仪军如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要无私奉献，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共产党员就是要踏踏实实从每件小事做起，在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一言一行都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仪军对党员身份的理解，他也正是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

近来，仪军认真聆听了十九大报告，在他看来，十九大报告，3万余字的篇幅，13个部分的叙述，200多次提到“人民”的表达，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充分彰显了我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追求，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

仪军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他也表示，“我是一名普通的法院人，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的作用也许十分有限，但我坚信如果每个平凡岗位上的党员、法院人都能坚守岗位、不忘初心，一定能汇聚成不平凡的力量，能够创造更广阔的事业。”仪军说，他要从自身做起，让自己接触到的每一名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身边的年轻法官、书记员感受到一名老党员的风采。